2017-8-17 06:17| 发布者: hubert | 评论: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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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郑钢委员《建议》所言，在经济的问题基本解决后，疆独、藏独、台独、港独的问题却异乎寻常的尖锐突出，原因之一就是某种文化因素在其中发酵激荡推波助澜，如泛突厥主义、香港城邦论等等。实际上，中国仍处于从传统帝制向现代共和转型的历史过程中，如何在保持原有帝国版图不变的情况下完成现代中国的国家建构和国族建构，既需要政治制度的基础，也需要文明教化的保障。 就当前而言，如何促进少数民族尤其是边疆少数民族的国家认同，可谓国家治理的重中之重、当务之急。 以文化交流促进民族交融 文化是民族的灵魂，信仰是文化的核心，宗教则是信仰的最集中表现。古往今来，任何民族都有自己的主体性宗教。任何宗教的发展过程，都是一个文化交流与融化的过程。在一个多民族国家，多种宗教并存是无法改变的，但主次从属地位必须明确，不然肯定会引发混乱和纷争。所以说，只有确立了主导性文化（宗教），其他文化（宗教）才会各得其所、安分守己。 从长远来看，不管是经济问题还是宗教问题，其最终的解决都离不开文化教育。经济建设是基础，而文化教育则是关键。 从经济上看，要解决边疆少数民族的就业问题，首先要增强其文化知识和工作技能，这就涉及到职业教育和语言教育。职业教育主要是技能培训，使之掌握一技之长，增强自身的就业竞争力。语言教育主要是指汉语教育。在广大的少数民族地区继续推广双语教学，使得年轻一代的少数民族具备基本的汉语听说和汉字读写能力。对于少数民族而言，掌握汉语也是一项十分重要的工作技能。以往由于不通汉语，少数民族在就业择业等方面受到许多限制。 从宗教上看，要避免宗教信仰的原教旨主义极端化，也需要教育的开导和启蒙，尤其是在专门培养神职人员的经学院教育中，要加入国家的历史文化内容，使广大少数民族的宗教认同与国家认同浑然一体、并行不悖。就像历史上的佛教进入中国一样，新疆伊斯兰教的逐渐本土化、中国化将有利于减少国家分裂的危险，进而推进中华民族的文化大交融。 以往我们的民族政策只说民族平等、民族团结，但从历史发展来看，则有一个民族交融的内在要求。历史上，不论是魏晋南北朝的混乱时期，还是元、清等少数民族入主中原的统一时期，都在客观上促成了中华民族的大交融。以今天的汉族为例，古代的匈奴、鲜卑、羯、氐、契丹、党项、女真甚至远来的犹太人，都已经化入其中，成为汉族的一份子。 不同的民族从隔离走向交融，乃是历史所昭示的人类发展规律。而民族要交融就要通婚，要通婚就要首先破除横亘在不同民族之间的心理和文化隔阂，这一点只有通过文化教育才能加以改变。概言之，国家统一与社会稳定的基础是民族交融，民族交融的前提是文化交流，文化交流的手段则是教育。 如伊斯兰教，由于广大的穆斯林已经把宗教信仰化成了民族习惯，贸然推行无神论教育，恐怕适得其反。这也是惨痛的历史教训（如文革期间）。从实际情况来看，不管是对于个人还是整个民族而言，信仰狂热固然可怕，信仰缺失更是不可取的。现有的宗教信仰对于安顿人心、稳定社会依然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文化教育的目的不是要取消伊斯兰教，而是帮助伊斯兰教本土化、中国化，使这一西方宗教养成一种平和的、温良的、无害的东方品格。这方面可以借鉴回族穆斯林的历史经验。 “以儒化回”的历史成功经验 作为中国最大的穆斯林民族，回族早在明朝就开始了伊斯兰教的中国化探索。这一系列的历史进程主要是透过宗教经典的汉文译著和以儒诠经（以儒家思想和话语解说伊斯兰教义）的教义阐释方式来完成的。其中的代表人物主要有王岱舆、刘智、马注、马德新、马联元等。这些译著的作者，一般都从小攻读儒经，是“怀西方（伊斯兰世界）之学问，习东土之儒书”的“回儒”，有些人甚至是儒、释、道、回“四教兼通”的宗教学者。他们的代表作有王岱舆的《正教真诠》、《清真大学》、《希真正答》，刘智的《天方性理》、《天方典礼》、《天方至圣室录》、《五功释义》，马注的《清真指南》，蓝煦的《天方正学》，马德新的《四典要会》、《大化总归》等。 这些“回儒”既是穆斯林，又是儒家学者，在他们身上两种信仰合二为一，故使得其宗教认同与国家认同重合统一，消除了二者之间的冲突和张力。在他们看来，孔子是东方圣人，专言人道，而天道亦在其中；穆罕默德是西方圣人，专言天道，而人道亦在其中。两大圣人东西并立，只是分工不同。有人进而提出：“经（古兰经）不通儒，若苗而不秀；儒不通经，如秀而不实。”对于伊斯兰教的“清真”二字，马德新用孔子的“克己复礼”来加以解释，指出：“夫克己之谓清，复礼之谓真。”此外，他们将儒家的“五常”对应于伊斯兰教的“五功”，使得“仁、义、礼、智、信”与“念、礼、斋、课、朝”相融无碍，为伊斯兰教中国化奠定了扎实的理论基础。 当年，马德新的思想曾得到儒家士大夫和地方官员的赞赏和认同，云贵总督张亮基在咸丰八年就曾经表示，要把《性理本经》（刘智《天方性理》本经一册）和《实录宝训》（刘智著《天方至圣实录》，马德新与弟子马安礼改正、修订）二书与儒经《典礼》、《小学》等一同推广到云南回教义学中，令回民童而习之。只可惜由于张亮基的很快离任以及随后持续十数年的云南战乱，这一美好设想未能付诸实现。 经过明清几百年的持续本土化努力，我们看到，回族的伊斯兰教已经具有了鲜明的中国文化特征，这一点单从分布在陕甘宁等地的中国风格的回族清真寺建筑即可看出。毋庸讳言，郑和、海瑞、李贽、马本斋、白崇禧等诸多回族历史名人，由于其更为强烈的中国色彩，也常常让我们遗忘了他们的少数民族身份。正是因为有此本土化、中国化的经历，虽然同样信奉伊斯兰教，但相比于新疆的各穆斯林民族，回族融入中华民族的程度要更深一些，其分离的危险也要更小一些。 要高度重视精神信仰问题 文化决定战略，战略决定政策，政策决定社会发展和国家稳定。中国边疆少数民族地区要保持长治久安和永归中国，就必须从根本处着手，即以“文”化“疆”，让所有人都自觉认同中国文化，强化“中国人”意识。 目前，影响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稳定与发展的主要因素有两个，一是经济落后，二是宗教极端。民族分裂和恐怖主义不过是二者的衍生物。问题的症结还在经济和宗教。经济属于物质基础，宗教属于精神信仰。前者是关乎肚皮的问题，后者是关乎脑子的问题。二者交织在一起，考验着现阶段的政治智慧。 中国文化经典《礼记》中所描述的大同世界，堪称修齐治平的理想社会，其中一个重要标准就是“男有分，女有归”。所谓“男有分”，就是职业分途、充分就业，每个人都具有明确的自我社会定位。长期以来，由于经济发展落后，大部分边疆少数民族地区呈现出失业率高、生育率高和受教育水平低的“两高一低”现象。与之相伴的是大量少数民族青壮年缺少稳定的职业和收入，久而久之，逐步滑入“无恒业者无恒产，无恒产者无恒志”的泥淖。此时，许多别有用心的恶浊势力乘虚而入，争夺、鼓动和利用这些少数民族青壮年，不断激化矛盾，制造事端，对社会稳定和民族团结产生极其恶劣的影响。近年来，北非中东各国相继爆发的反政府示威活动，就是经济危机诱发政治波动的典型。 在广袤的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伊斯兰教是当地的主要信仰之一。众所周知，作为跨族群、跨文化区域的一神论宗教，伊斯兰教在我国十几个民族的日常生活中落地生根，发挥着难以替代的作用。如何做好自传自办自养？这已经成为应对境内外极端主义和民族分裂主义挑战的首要难题。 经济全球化是一把双刃剑。地球村的成员既能享有便捷的生活方式，又要为经济政治发展不平衡埋单。霸权主义、强权政治和新一轮的冷战思维巧妙地穿上了“文明的冲突”的外衣，客观上促成了原教旨主义的蔓延。在这种背景下，正常的宗教信仰很容易被原教旨主义的势力误导、裹挟甚至利用，进而走上极端主义的不归之路。 原教旨主义在一神论宗教中屡见不鲜。原教旨主义一旦被极端分子接受、践行和传播，就会变成难以控制的破坏力。这种宗教上的原教旨主义极端分子，一不怕苦、二不怕死，一心只想实现其精神信仰的追求。本拉登就是这样的人。他舍弃了亿万富翁的安逸生活，全身心投入艰苦危险的恐怖主义活动中，做出了令常人难以理解的事情。这是单纯的物质基础理论难以解释的社会现象。曾经叱咤风云的新疆女富商热那亚，与本拉登就有相似之处。 总体来看，在今天威胁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稳定和发展的人群里，大部分受煽动的人是因肚皮问题而起来捣乱的，而领头的少部分人却多半是由于脑子问题而别有用心。发展经济、扩大就业可以安抚前者，却不足以改变后者。肚皮容易填饱，脑子很难转变。即便肚子填饱了也不等于脑子跟着一块转过来了。俗话说：“端起碗吃肉，撂下碗骂娘”。道理浅显，一目了然。 所以，精神信仰不能靠物质手段来加以纠正，解决脑子问题的关键还在于文化教育。古人说：射人先射马，擒贼先擒王。解决肚皮问题固然能保证边疆少数民族地区一时不会大乱，却无法完全消除分裂主义的思想根源。只有彻底解决了脑子的问题，才能积极争取人心，增强各族民众对于国家的认同感和向心力，奠定边疆少数民族地区长治久安和国家万世一统的基础。 近年来，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促使我们不断思索：今后，面对填肚子和转脑子的双重困局，必须双管齐下，必要时应当优先考虑加大文化建设的力度。民族团结就像抱团的石榴籽，中华民族的大家庭就像生机勃勃的石榴树，文化交融则是源源不断的生命滋养，它能够确保枝繁叶茂、硕果累累。 以文化教育来促进边疆少数民族的国家认同 不可否认的是，中国社会目前严峻的信仰危机，精神文化领域的“中国性”相当薄弱，急需强化。而且，如今国际恐怖主义到处蔓延，新疆等边疆少数民族地区面临着三股势力的威胁，如果我们不借助文化教育的机会去占领这块思想阵地，就会让那些极端主义势力乘虚而入，其后果必将祸害无穷。鉴于“以儒化回”的历史经验，以文化教育来推进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的本土化、中国化是切实可行的。 首先，除了坚定恢复双语教育外，在汉语教育中要增加中国文化尤其是儒家经典内容。在小学低年级可背诵《弟子规》《三字经》《幼学琼林》《增广贤文》等蒙学读物，在中学则习诵《四书》《孝经》《诗经》等传统经典。当然，这必须在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的中小学大力推广和普及汉语教育的基础上，而且不论汉族还是少数民族，希望通过儒学经典的思想来化育民众，进而帮助外来宗教走向本土化、中国化。 从历史和现实来看，与更为彻底的无神论教育相比，儒学的内容更为温和，更切近日用伦常，更容易被人接受。而且单是从学习语言的角度看，文言文比白话文更有利于培养学生的语言文字能力。 其次，在伊斯兰教经学院的教学中加大汉语教育力度。近年来，宁夏以及国内一些地方，在中小学乃至幼儿园，出现了引进阿拉伯语教师教授阿拉伯语，宁夏一些地方的道路指示牌、商业性机构招牌，还与中文同时出现了阿拉伯文。 众所周知，阿拉伯语从来就不是中国的少数民族语言，这种做法与“中国化”背道而驰，一定要坚决遏制。因此，要求将来年轻一辈的神职人员必须具备基本的汉语资格，教材同前面中小学教育所列，亦可将上文中提到的回族汉译宗教经典列为其学习读物，如此既学习了汉语，又钻研了教理，宗教文化的交融则以汉语教育的形式来完成，凸出其语言性，淡化其思想性，这是和风细雨式的感化，而非疾风骤雨式的改造。 自古至今，无论是历朝历代的科举考试内容，还是民间信仰主体（敬天法祖），儒学都是主导性的公共价值，具有历史合法性和现实合理性，而且，儒学强调“和而不同”，不要求其放弃现有的宗教信仰，不具有排他性，不致于激起宗教人士的强烈反对，更不会引发宗教冲突。 第三，支持和鼓励民间开展各种具有中国传统文化特色的活动。在风俗习惯和人伦日用层面加大传统文化教育，有助于培养对中国文化的亲近感和归属感。当前的严重问题是，人们一提到新疆和宁夏，异域风情，迎面而至，就不由自主地联想到伊斯兰教（地方政府对此也是有意无意地着力打造和宣传），对当地盛行的阿拉伯文化印象颇深。这与新疆和宁夏的前世今生并不符合。 自古以来，新疆就是多民族杂居共处的乐土。新疆是各族人民共同建设的新疆，而非某一民族的新疆。基于此事实，理应一视同仁地支持其他民族尤其是汉族开展本民族的宗教文化活动，此乃合情合理、顺理成章之事。 在汉族主要居住区，城市建筑应该有意识地突出中国传统特色，而非刻意突出阿拉伯风格；支持民间自发的读经、祭孔活动，如以适当形式举办少儿诵读经典比赛等活动，政府各级领导人出席祭孔典礼（乌鲁木齐文庙每年举办的祭孔活动，效果就非常好）；在学校、社区、公园等公共场所，树立孔子等中国古代圣贤雕像，或以各种各样的形式宣传中国文化，如设立文化长廊、主题公园等，举办琴棋书画比赛等。默许和鼓励各地的民间儒家人士建立各种儒家社会组织和协会。 最后，要加大对政府官员的儒家文化教育。首先鼓励官员阅读儒家经典，并把官员读经纳入到各级各类培训过程之中，比如有必要在党校和行政学院系统之中开设儒家经典课程。其次，在公务员考试以及官员的选用、任命、考核、升迁等，应该加大儒家文化的内容。 诚如清华大学唐文明教授指出：“在现代中国的国家建构和相应的民族建构的问题上，必须充分考虑中国历史上两个重要事件的现代意义，即秦始皇的'统一六国'与汉武帝的'表彰六经'。无视秦汉以来形成的政教结构在历史上中国的国家建构和民族建构过程中所起的重要作用，在把握现代中国的国家建构和民族建构问题时会导致大的失误。” 中国共产党建党之目的即是“为了救中国”，今天亦以“中华民族先锋队”为自我期许。作为民族之先锋队，确立中华民族的文化主体性乃是中国共产党义不容辞的责任。一个民族如果自己丢掉了文化上的主体性，也就丧失了同化外来文明的能力，更丧失了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资格。 在中华五千年的文明史中，儒家传统无疑是我们文化的主干，同时也代表了中国。回归儒家传统，中国的崛起强盛有赖于此，民族的伟大复兴更有赖于此。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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